商標行政審判期間可否接受新證據(jù)
更新時間：2020-12-01 15:30:10
自2001年《中國商標法》實施以來，法院（包括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為一審法院，北京市高等法院為二審法院）被授予涉及授權和確認的行政案件的最終裁決權。商標權（以下稱為“商標行政案件”），在此情況下，有興趣的各方就商標駁回審查，商標爭議和商標的行政決定向商標審查和裁決委員會（TRAB）起訴取消審查。除特殊情況外，由于商標管理程序審查的性質，因此TRAB承擔舉證責任。通常，商標審查程序中未提供的證據(jù)不是TRAB裁決的依據(jù)，法院不應該依賴該證據(jù)。但是，在個別情況下，法院可能會酌情考慮一些新證據(jù)。這導致在商標行政案件的審理中新證據(jù)的可采性問題。
商標行政案件中新證據(jù)的種類和法院的基本態(tài)度
盡管TRAB在商標行政案件中承擔舉證責任，但原告或第三方始終積極向法院提交大量新證據(jù)，包括新形成的證據(jù)，佐證和無正當理由未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 。對于以前沒有正當理由沒有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這是最常見的“新”證據(jù)），法院通常不會依賴它。我們將關注其他兩種新證據(jù)的可采性。
新形成的證據(jù)
所謂“新形成的證據(jù)”是指商標審查程序所需的舉證期限屆滿后或審查決定發(fā)布后形成的證據(jù)。法院通常會參考民事訴訟中的證據(jù)規(guī)則來考慮此類證據(jù)。但是，如果新形成的證據(jù)在TRAB訴訟期間本可以但尚未收集，則不應將其視為新證據(jù)，一般不會被法院采用。
確證
法庭訴訟中的確證證據(jù)是傾向于支持這一事實的證據(jù)，該事實已經得到提交給TRAB的一些初始證據(jù)的支持。對于此類證據(jù)，法院將自行決定是否考慮該證據(jù)。但是，某些所謂的“佐證”絕對不能佐證。例如，商標在原告應證明其商標“已被事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異議案件中，如果原告在復審程序中未提交證據(jù)，則證據(jù)應追溯到有爭議商標的申請日期之前。作為對法院的確證證據(jù)的補充，通常將這些證據(jù)視為沒有正當理由不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而不是確證。
根據(jù)我們的經驗，如果當事人在審查程序中提供經過公證或合法化的證據(jù)以證實證據(jù)的真實性，法院通常會接受。通常的做法是，商評委通常不要求對來自中國境外的證據(jù)進行公證和合法化，但是法院對公證和合法化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有鑒于此，當事人通常會提交經過公證和合法化的證據(jù)作為佐證。在由我們代表國際知名酒店麗思卡爾頓（Ritz-Carlton）代表我們反對“世事成大藥房中式及外觀設計”的行政案件中，我們成功說服了一審和二審法院接受了我們的新證據(jù)，即?原始合法的版權注冊證書，作為佐證。我們認為，麗思卡爾頓確實在TRAB做出決定之前向TRAB提交了版權注冊證書的影印本，而TRAB應該根據(jù)其要求向麗思卡爾頓提交版權注冊證書的合法副本。 TRAB規(guī)則。因此，在法院訴訟程序中補充的合法文件應被視為佐證，以證明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的真實性。[1]?如果TRAB認為有必要，則TRAB應該要求Ritz-Carlton提交版權注冊證書的合法副本。因此，在法院訴訟程序中補充的合法文件應被視為佐證，以證明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的真實性。[1]?如果TRAB認為有必要，則TRAB應該要求Ritz-Carlton提交版權注冊證書的合法副本。因此，在法院訴訟程序中補充的合法文件應被視為佐證，以證明提交給TRAB的證據(jù)的真實性。[1]
典型案件中法院的基本做法
根據(jù)《關于執(zhí)行《行政訴訟法》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8條第2款，“如果原告或第三方在法院程序中提出了任何反駁的論點或證據(jù)，而行政程序中沒有提出，被告可以在法院同意的情況下補充證據(jù)。”?該規(guī)定實際上為商標行政案件中的原告或第三人提供新證據(jù)提供了法律依據(jù)，也證明了法院接受新證據(jù)的可能性。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不會普遍接受新的證據(jù)，但在一些先例中，法院根據(jù)公平正義原則和當事方的利益采用了新提交的證據(jù)。在有關反對“強生”商標的行政案件中，一審法院認為，強生在法庭訴訟過程中提交的證據(jù)并未被TRAB接受，因此不應作為佐證。[2]但是，二審法院采用了強生公司提供的確鑿證據(jù)，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法院采用的另一種方法是，法院沒有直接接受新證據(jù)，而是命令TRAB重新審查證據(jù)。在關于“中國與外觀設計中的動力符號”的行政案件中，一審法院認為，在法院訴訟過程中提交的新證據(jù)不予受理，因為它不是TRAB裁決的依據(jù)。但是，由于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新證據(jù)與爭端直接相關，因此，如果不加以考慮，不僅會影響當事方的合法利益，而且還會與客觀事實相抵觸。如果直接采用，也會導致行政復議程序丟失。有鑒于此，為了實現(xiàn)司法裁決的法律和社會效果，商評委應根據(jù)當事方的原始證據(jù)和新提交的證據(jù)重新發(fā)布決定。[3]二審法院確認了該裁決。[4]
在Ritz-Carlton訴TRAB和成都智之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的典型商標爭議案中，也引起了熱烈討論。我們是在2012年處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商評委和法院對于“ RITZ-CARLTON”商標是否可以被識別為馳名商標有不同的看法，重點在于大量證據(jù)的可采性法院程序中新提交的內容。我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并補充了各種證據(jù)，例如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國家知識基礎設施（CNKI），《人民日報》，新華網等的搜索結果，作為佐證。同時，考慮到在TRAB訴訟期間提交的部分證據(jù)是印刷的網頁，我們進一步提交了經過公證的文件作為佐證。此外，我們根據(jù)時間，證明目的，以及是否在TRAB訴訟期間提交了證據(jù)，以便利法院確定哪些證據(jù)組可以接受。經過大量的努力，我們成功說服法院接受了我們的新證據(jù)，并獲得了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馳名商標認可。
北京高等法院在判決中確認，由麗思卡爾頓公司補充的證據(jù)將加強在TRAB訴訟中提交的證據(jù)，麗思卡爾頓公司提供了大量證據(jù)以支持其論點。如果不接納證據(jù)，將嚴重影響麗思卡爾頓的權益，特別是如果在商評委程序和法院程序中提交的證據(jù)具有“ RITZ-CARLTON”商標可能被認為是馳名商標的地方全面考慮。此外，拒絕新證據(jù)將違反公平和正義原則。[5]
從以上可以看出，法院對商標行政案件中新證據(jù)的態(tài)度不同。商標行政案件非常特殊，其判決不僅關系到商標權利人的利益，而且關系到流通領域的公共利益。
商標行政案件變更情形的原則
如上所述，法院的審查主要基于TRAB對當事方的主張和支持證據(jù)的認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傾向于探索如何處理新證據(jù)和新事實，并在商標行政案件中運用情勢改變的原則。
影響商標注冊的新事實
在駁回“ ADVENT”商標申請的行政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所引用的商標由于法院程序中未使用的取消而無效，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阻止商標申請獲得批準的障礙將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事實被機械地排除在司法審查范圍之外，那么對商標申請人來說將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商標注冊申請尚未在法院訴訟程序中完成，因此，可能影響商標注冊的重要事實，應包括在司法審查范圍之內。[6]
在駁回“ GAPKIDS”商標申請的行政案件中，北京高等法院認為，鑒于最高法院在其行政判決書（2012）興體字第10號中不贊成將該商標注冊，阻止該商標被注冊的障礙不再存在。但是，考慮到最高法院的裁定是在TRAB裁定后發(fā)生的新事實，因此不能作為TRAB裁定的依據(jù)。二審法院的判決是基于新證據(jù)的，因此訴訟費用應由原告GAP（ITM）INC。承擔。[7]
影響商標獨特性的新證據(jù)
在駁回“百思買與設計”商標申請的行政案件中，商評委拒絕了該申請，理由是在某些服務上使用兩個詞作為商標只是直接表明了此類服務的質量和特征。申請人佳軒公司向法院提起上訴，并提供各種證據(jù)證明該商標已在中國實際使用，從而通過使用獲得了獨特性。但是，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等法院均維持了駁回決定，未考慮新證據(jù)。最高法院隨后在審理后裁定，商標的獨特性是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因此，裁決將基于相關的不斷變化的事實。TRAB和兩個原訟法庭未能全面考慮商標的獨特性，也沒有考慮申請人提交的新證據(jù)。結果，商評委和二審法院錯誤地認為該商標缺乏獨特性。最高法院推翻了裁決。[8]
綜上所述，一方面，對于原告或第三方，建議在TRAB訴訟期間做好充分的準備并收集盡可能多的證據(jù)，以免日后不被法院接納的風險。另一方面，法院并沒有絕對忽略當事方提交的新證據(jù)。因此，如果提交的新證據(j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案件的結果和商標權利人的利益，法院可以酌情采用。因此，還鼓勵進一步進行搜索并提交新的證據(jù)，這些證據(jù)會在法院訴訟過程中對案件產生重大影響，并抓住最后機會保護或捍衛(wèi)商標權。
